李宗吾(1879—1943),我國現代史上傑出的思想家、幽默諷刺文學大師。1879年明3日出生於四川省富順縣管轄的自流井中心地帶橐柴口(今自貢市自流井區),1907年畢業於四川高等學堂,在校期間已加入同盟會。他一生多致力於教育,自1912年起,以一部驚世奇書《厚黑學》震,晾華夏、震驚世界,由此自稱“厚黑教主”,人稱“厚黑大師”,名列“影響中國文化的20大奇才怪傑”。這部,晾世奇書連同他此後陸續面世的《厚黑叢話》、《我對聖人之懷疑》、《心理與力學》、《制憲與抗日》、《社會問題之我見》、《政治經濟之我見》、《中國民族特性之研究》、《考試制度之商榷》、《中國學術之趨勢》、《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統系》等著作一道,一版再版,歷經數十年之久而長盛不衰,並以各種譯本傳遍世界70多個國家和地區,許多國家和地區甚至成立了《厚黑學》的研究會。
　　面對這樣一位“近代之新聖人”(林語堂語),許多學者感到奇怪:李宗吾身後怎會如此蕭條,竟沒有—張照片,一頁手跡,一件遺物,—篇遺稿留存於世?直到近年,這一令人扼腕歎惜的奇怪現狀,才在其家鄉自貢—批熱心文化人的不懈努力下得以突破,有子驚人的發現!
　　一座歷史文化名城與一群"黑學"癡人
　　地處我國大西南一隅的自貢,是一座以“鹽之都、龍之鄉、燈之城”聞名於世的歷史文化名城,僅在近百年歷史進程中便湧現出一大批名震華夏的歷史人物:紅巖英烈代表人物之—的江竹筠,秋收起義總指揮盧德銘,陣亡於遵義城下的彭德懷的軍事搭檔、紅三軍團參謀長兼紅五軍軍長鄧萍,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吳玉章,“戊戌變法”六君子之—劉光第,曾任孫中山總統府秘書的民主主義革命家雷鐵厘,還有傑出的詩詞書畫大師趙熙,著名鹽業資本家侯策名等。自貢因鹽設市之前本屬富順縣和榮縣分別管轄的兩個大的鹽業區—一自流井和貢井,現自貢市所轄四區兩縣320萬人口,兩縣即包括富順縣和榮縣,前者為有名的“才子之鄉”,後者則為有名的“詩書之鄉”。“厚黑大師”李宗吾正是在這樣人傑地靈的人文環境和歷史氛圍中脫穎而出的。然而由於諸多原因,他在曾經的輝煌之後,卻在故鄉沉寂了,長久不為人知。
　　當時間跨人21世紀後,在自貢這座歷史文化名城裡,有一群人終於坐不住了。他們自發地行動起來,研究《厚黑學》,開展李宗吾身後事件的大追蹤,揭示李宗吾的思想真諦,恢復李宗吾在中國現代文化史和地方文化名人中應有的地位。他們突然發現,這位已經辭世半個多世紀的瘦弱、高挑的老人,身後竟留下了—座精神富礦、思想寶庫,為後人留下了足可構建一座學術殿堂的“厚黑”奇學。而這—群人,就是被筆者在本文中稱之為‘黑學”癡人中的一撥熱心於文化事業的人。
　　早在新世紀之初,這群人中的4位便常常聚在一起,或到李宗吾的故居之地挨家挨戶尋訪,或在橐柴口、東興寺的茶樓酒肆中慢飲輕談。這4個人是在國內赫赫有名的紅學家鄧遂夫、著述甚豐的青年詩人兼散文家蔣藍、對地方風情掌故頗為嫻熟的隨筆作家陳思遜,還有一向熱心於地方文化的原文化局幹部李仁勳。他們深深地為李宗吾身後的蕭條冷落而悲歎,為偶爾尋找到的一點有關李宗吾手稿遺跡和後人線索而興奮,同時也為構想中的李宗吾研究計劃振奮不已。他們不在—起的時候,也是各自為此事奔忙。鄧遂夫於2001年熱血沸騰地寫了—篇題為《李宗吾斷想》的長文,發表在《蜀南文學》上,並將文章寄給市委書記,希望能引起上級領導的重視。蔣藍、陳思遜分別寫出《作為思想家的李宗吾》和《李宗吾的最後五年》,發表在《成都晚報》上。李仁勳則四處去拍攝李宗吾故居之地橐柴口和墓葬之地富台山、青龍山的資料照片,為未來的研究作準備。
　　2004年大年三十除夕,天下著漾漾細雨,有3個人來到了自貢市區一家名叫“天一閣”的茶坊裡品茗論詩。這天街上並不熱鬧,市民大多在家中與親人團聚,宰肉、殺雞、燉湯忙乎吃喝。茶坊在這—天也並不見擁擠,反而有幾許清靜。在這—老兩少3個人中,一個是前面已經提到的青年詩人、散文家蔣藍,一個是年近七旬的市文聯退休老幹部、市作協名譽主席李加建,另一位30出頭的年輕人是李加建的學生龔偉。3位平時舞文弄墨的人今天聚在一起,竟沒了以往的詩興和豪語,不知是誰把話題拉到了李宗吾的《厚黑學》上,自然也是一番感慨,之後便各自心情沉重起來。
　　說起淵源關係來,李宗吾的堂妹是李加建的乾媽,而李宗吾的堂侄(在二十世紀三四十代就已經有名的雜文家李石鋒),則是李加建的好友加兄長。兒時,李加建叫李石鋒為“瘋(鋒)子哥哥”。現在他們把話題拉到了李宗吾身上,李加建慨然歎道:“現在,還有沒有人記得喲?恐怕連他的墳在哪裡都沒人能弄得清楚了!”
　　“有,記得他的人、研究他的人在自貢就有很多。”蔣藍說道:“我也在研究他的東西,還寫了—-篇萬字長文《作為思想家的李宗吾》,已經在網上傳開了。他的墳墓我們也打聽了,在他祖上老家的大巖村組的一座荒山上,聽說是衣冠塚。嗨,要不我們今天就去為他掃個墓?”李加建說:“好,我們今天大年三十就去為他老人家掃個墓!”於是認立馬就從茶坊裡出來,往地處市區的紅旗鄉大巖村去,
　　一路打聽,來到了青龍山上。查找了好久,終於發現了李宗吾後人立的墓碑。好在有這塊墓碑,要不根本發現不了在荒草叢中的這個小墳包。誰能想像得到,這個猶如鍋底般大的小土包,會是“厚黑大師”李宗吾的墓葬之地呢?而且就是這樣的一刊、墳包,還只是衣冠塚呢!那麼李宗吾真正的埋身之處在哪裡?為什麼在這青龍山上會出現他的衣冠塚?這內中有何隱隋……李加建他們已顧不上探究這些,老少認連忙散開,就地採摘野菊花,編織了—刊、花圈,放在墓碑前,在細密的雨霧和除夕的鞭炮聲中,懷著難以名狀的心情深深地三鞠躬。
　　回過頭還得說一說前文提到的陳思遜。在這座城市另一端的一套居室中,陳思遜的心情同樣不平靜,他正在趕寫有關李宗吾的文稿。他是市藝術館退休幹部、市詩詞學會副會長、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陳思遜的父親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寫過—篇與李宗吾交往的回憶文章《李宗吾逸事》。受其父影響,陳思遜也對李宗吾及其《厚黑學》產生了濃厚的研究興趣,早在3年前就寫了文章在台灣的《國語日報》上發表出來。
　　當時,陳思遜經過多年研究積累和深入的尋蹤採訪,正在趕寫一篇題為《李宗吾的最後五年》的紀實性文學作品。兩個多月後,這篇作品在《成都晚報》的秘聞逸事版發表了出來。這些年來,有—件事—直感動著陳思遜。那是在2000年的一天,陳思遜家中來子—位壯年大漢,見到陳思遜就自報家門說是“古鹽道餐廳”的老闆,有一件關於李宗吾的事要請他幫忙。陳思遜好生納悶:這做生意的老闆怎麼也對“厚黑大師”的事情來了興趣?
　　來人叫方志勇,其父是老紅軍,以前因‘土山下鄉”從江安來到富順,接觸到《厚黑學》,對李宗吾十分敬仰。回城後又辭職涉足商場,在李宗吾晚年隱居著書立說的地方橐柴口古鹽道邊開辦了—家“古鹽道餐廳”。他想在餐廳大門邊岩石壁立—塊李宗吾的紀念碑,將李宗吾生平簡介和他的肖像刊刻在紀念碑上,供人憑弔拜謁。現在碑文和石材均已備好,但還差李宗吾的照片,他想盡辦法也沒查找到,後聽人說陳思遜在研究《厚黑學》,便來找他幫忙提供一張李宗吾的照片,以便將紀念碑早日刻好安放以盡心願。陳思遜聽完方志勇的敘說,大為感動,便向他說明李宗吾的照片尚未找到,僅有一張從書上掃瞄下來的李宗吾的畫像可以提供給他暫且刊刻,如以後有緣查找到李的照片,一定通知他。
　　2001年3月2日,長3米、高1米的李宗吾紀念碑終於安砌於“古鹽道餐廳”大門石壁邊,立時引來不少遊人在碑前拍照留念,憑弔拜謁先賢。連馬來西亞、日本、新加坡等外國遊人和港台遊客也慕名而來,佇立碑前仔細觀看碑文,尋訪李宗吾隱居處所和生平事跡,其良好的社會反響連方志勇也始料不及,感慨道:“大師就是大師啊!”接下來,就該提到那位紅學家和另一位文化官員了。紅學家鄧遂夫原是市歌舞劇團創作員,因涉足紅學研究20餘年,在海內外頗有影響。另一位文化官員便是剛剛從市文聯黨組書記兼市文聯主席崗位上退休的鄧科。前者是中國紅學會理事,後者是市文聯顧問、市作協顧問、市詩詞學會副會長,也是市政協委員。他們兩人早有深交,後又因“黑學”之事親密地走到了一起。
　　鄧遂夫早在10年前便開始關注李宗吾的研究,於2001年初從北京回鄉,與陳思遜、蔣藍等文友共商研究厚黑學、探尋李宗吾遺跡遺物之事,緊接著便寫了—篇長文《李宗吾斷想》在故鄉《蜀南文學》上發表,同時還向市領導寫信建議盡陝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成立李宗吾學術研究會等。後來他—直為此四處奔走呼籲,終於在2004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偶然聽說自貢市第二天就要召開人大、市政協“兩會”,便決定借此機會搞一個能夠真正引起人們重視的活動——以一個故鄉文化人的名義直接向“兩會”上書。當天晚上他就起草並打印好一份題為《關於盡陝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的建議》的意見書,然後在第二天早上打電話找到了正準備出席會議的市政協委員鄧科,請他在市政協會議上代為宣讀並遞交這份意見書。
　　鄧遂夫接著又去市人大送交材料,希望同時引起市人大代表對此事的關注。鄧科長期在市委宣傳部、市文聯工作,深知這—材料意義重大,便在宣讀了鄧遂夫的意見書後,與市中院副院長鍾達文、市政府副秘書長漆成康、《自貢日報》副總編林念勞和市公安局局長楊衛等委員—起,聯名向大會提交了《關於建立李宗吾故居紀念館的建議》的正式提案。大會《簡報》很快以《尊重歷史,打造品牌》為題,摘錄刊發了鄧科的相關發言,引起與會委員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關鍵詞：李宗吾,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