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詞最早出現是在周代《詩經》中，如《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但《詩經》中的此類“中國”實為“國中”，還不是真正指國家。稱國家的“中國”一詞，在戰國諸子百家的書中已屢見不鮮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陳良產地，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又“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莊子•田子方》：“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干知人心”……這些都說明：上古所謂“中國”，即指後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後世中原廣，而相當於今山西、陝西、山東、河南、河北一帶。
　　“中國”一詞的頻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後。《禮記•王制》有云："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國、蠻、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顯，此時的"中國”一詞，是與蠻、夷、戎、狄對舉而使用的。如果說《禮記》的成書時間較靠後，則《左傳•莊公三十一年》有"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的說法，足見春秋前期，"中國”一詞就已經與蠻、夷、戎、狄對舉。那麼"中國”指誰呢 《公羊傳•禧公四年》稱："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齊桓公救援邢國，衛國等國，被稱作"救中國”，足見此時的"中國”，已經擴大到被認為是"諸夏”的國家。
　　到這裡，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學派的"春秋三世說"。《公羊傳•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為以外內之詞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東漢經學大師何休進一步發揮公羊學派的說法，將《春秋》所記242年的歷史，理想化地分為三個階段，即："所傳聞之世”，"所聞之世”和"所見之世”。"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雖然那242年歷史發展事實並非如此理想化，但我們必須承認此種理念對民族關係發展規律做出了某些正確認識和預見。夏、商時期，應該是華夏民族的形成時期；而集華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禮"的形成，是華夏民族最終形成的標誌。觀夏、商、周、春秋，各邦國不斷分化，有的進入華夏集團，有的進入蠻、夷、戎集團，像祀國這樣的國家，一度搖擺於夷夏之間，最後終於擺進了華夏集團，成了"諸夏"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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