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春山，樹木學家、林業教育家。從事林業教育與林業科學研究５０餘年，為我國培養了幾代林業科技人才。在教育思想方面，一貫主張驗證重於講授，教學結合生產；並總結出“多採集、多解剖、多鑒定”的教學經驗。主要著作有《陝西楊樹》、《中國森林地理》等。
　　牛春山，原名牛富裕，１９０４年９月１９日生，山東省青島市嶗山區人，自幼養成了吃苦耐勞、勤儉樸素、刻苦好學的優良作風。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在山東煙台益文學校學習，半年後轉入煙台先志中學。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２月在南京青年會補習英文。１９２５年就讀於南京金陵中學（金陵大學附中），１９２７年考人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學習成績優異，偏愛分析化學和樹木學兩門課程。１９３１年畢業，獲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和金陵大學林學士學位。
　　大學畢業後，牛春山立志獻身教育事業，決心為振興我國的林業科學培養人才。他先在廣州中山大學植物研究所任技助，後於山東臨沂鄉村師範和江蘇（今安徽）蕭縣師範當教員。１９３３年７月間，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在“開發西北”的口號下，立志振興陝西，廣為招賢納士，欲從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的畢業生中，為陝西第一農業職業學校招聘教員。牛春山聞訊，喜出望外，隻身投奔陝西，被聘為該校林科教員兼農場主任。從此，他正式登上了林業教育講壇。１９３４年起任西北農林專科學校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森林科教員兼主任。１９４４年任甘肅天水西北公路局專員兼天水水土保持實驗區技正。１９４５年任蘭州西北農業專科學校森林科教授兼主任。１９５０年起在武功西北農學院林學系（１９８０年改稱西北林學院）任教授至今。１９５０—１９６７年任西北農學院林學系系主任，主持系務十餘年。結合教學與科研，曾編著《陝西楊樹》；編寫的另兩部書稿《陝西樹木志》和《中國森林地理》正在付梓中；目前正從事《中國重要樹種特性》的編撰工作。
　　在時局混亂的年代裡，牛春山恪守“小樓一統”的信條，孜孜不倦，埋頭苦學。他堅信“師傅不明，徒弟拙”的道理，認為一個教師倘若自己不學無術，要教好學生是困難的，因此他常稱頌他的老師陳嶸，堪稱一代宗師，知識淵博，學貫中西，從不懈怠學習，恰如魯迅說的那樣，陳嶸也是把別人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牛春山大有先師治學的遺風。他博覽群書，刻苦鑽研，處處認真，一絲不苟，即使在百忙中仍抽時間學習拉丁文和其它外文。牛春山視時間為生命，從不虛度光陰，也從不無端空耗別人的時間，工作效率很高。他學而不厭，人們給他冠以貶意的綽號“書獃子”，其實他是追求學問的書迷。１９３８年，時局驟變，他教的２７級（民國２７年）學生，大部分投奔延安，之後紛紛給牛春山寫信，宣傳革命主張。但信件全部被當時武功縣國民黨特務機構截住。因此牛春山被當成共產黨嫌疑犯，要加以逮捕。經教務長齊敬鑫、總務長陳家珍出面再三解釋和擔保，才得以倖免。
　　牛春山說，人的生命有限，而新東西層出不窮，應該活到老，學到老，不能借口年老而不學習。他雖已８６歲高齡，每天還給自己規定了幾個小時的學習時間。英國Ｒ．占德（Ｇ０ｏｄ）著的《顯花植物地理》是世界名著，長達５７萬餘言，被他列為精讀書目，已讀了好幾遍，上面劃滿了各種符號。由於該書漢譯本錯誤不少，並缺好多圖表，因此他四處托人買英文原版。牛春山讀書特別認真，善於質疑，追本溯源，什麼問題都非弄個明白不可。１９８６年９月，學院領導問他今後有什麼打算時，他說：“像我這樣大年齡的人，不敢說有什麼打算，將來實現不了，不是向組織說了空話嗎？我認為我應該坐下來好好讀些書。過去教書，寫書，支出的多，收入的少，收支不平衡，現在想增加點收入，就是多讀書，一方面充實自己，進行知識更新，一方面可以檢驗我過去寫的東西是否正確。”
　　牛春山學而不厭，目的是為了更多的輸出，教好學生。他說：“教師要給學生一碗水，自己必須具有一桶水。”學生們都有這樣的感覺，無論什麼時候去向牛春山請教問題，都能得到圓滿的解答。凡是沒有把握的問題，牛春山寧可暫不作答，也不虛誑學生一語。待學生走後，他尋找答案，弄個水落石出，再去找學生回答。
　　牛春山最感興趣的是和同學探討業務，最討厭的是海闊天空的閒聊和搬弄是非。所以他不但授人以知識，而且誨人以道德。他有個習慣，凡是來請教或交談問題的人都百問不厭，能讓你乘興而來，滿意而歸。如果在他面前說長道短，搬弄是非，他立即瞇縫起眼睛，無精打采，表現不願意再聽下去的厭煩心情。
　　在教育思想方面，牛春山一貫主張驗證重於講授，理論聯繫實際，教學結合生產。他講授樹木學和森林地理兩門課程，既重視課堂講授，又注重實驗實習，以培養在品德上和業務上過硬的技術幹部為目標。
　　樹木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如果從理論到理論，學生不但聽起來枯燥，而且不會有多少實際收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牛春山向學校建議，在秦嶺寧陝縣建設火地塘教學實驗林場，在校內建立標本室和實驗室，在學校附近設立林業試驗站和樹木園（樹木園毀於“文化大革命”之中）。這些積極的建議，都被學校採納並付諸實施。學校的標本室就是他一手搞起來的，從而解決了教學實習實驗的種種問題。為了更新知識，補充教材內容，常講常新，牛春山利用學校放假的機會，親赴甘肅、寧夏、江蘇、廣東等省（區）作森林調查、採集標本。僅在陝西他就二上巴山、四登太白，去陝北風沙區親自作調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資料，更新了教學內容。他深深地體會到：一個教師只教書，不搞實際調查研究，書是教不好的。牛春山在調查的同時，有目的地和生產單位聯繫，瞭解畢業學生的工作情況，包括政治和業務兩個方面，然後用反饋得到的信息改進教學。所以他總結出“多採集、多解剖、多鑒定”的“三多”教學經驗，從根本上改變了教學脫離實際的狀況。
　　牛春山講課生動有趣。如講授枯燥難講的樹木學時，常用一些形象生動的比喻說明某個樹種的生物學特性，寓趣味於知識之中，便於學生記憶。牛春山的不少學生回憶起幾十年前老師講課的生動形象，仍言猶在耳，記憶猶新。
　　牛春山勤於實踐，深入調查研究，足跡遍佈省內外，風餐露宿，歷盡艱辛，恰如他的一首詩所寫的：“一生足跡遍秦嶺，多次採集南山中，爬山越嶺鑽叢林，山人皆呼太白通。”
　　教師的天職就是教書育人，其舉止言行，無不給學生以影響。牛春山給學生的印象是對自己要求特別嚴格，凡要求學生說到做到的，他首先說到做到，一絲不苟。學生們說：“不知是什麼緣故，牛老師特別令人尊敬，細究起來，恐怕還是他能說到做到，言行一致，他要求學生背誦樹木的學名，誰也別想矇混過去，因為他首先能把所教的樹木學名背得爛熟。”
　　牛春山的工作和生活很有規律，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受到影響的。他從家到圖書館到辦公室路線是固定的，即使茶餘飯後散步，路線也是固定的。由於他經常踩踏，一條固定的小道形成了。師生們風趣地稱這條小路為“春山路”。有的學生用牛春山走路的時間來對表，說牛老師每天經過某處時是幾點幾分，一對，不差上下，可見他的生活像鐘錶一樣的有規律。幾十年來，不管是寒冬酷暑，還是急風暴雨，他都提前十分鐘到達辦公室，打掃庭院，等其他人上班來時，他已端坐在位，專心工作了。
　　牛春山和學生上山採集標本，總是身先士卒，置個人安危於不顧。１９５０年，牛春山和學生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農林部組織的秦嶺森林調查時，沿路有國民黨軍隊南逃時埋設的地雷，經常有人不慎被炸死。牛春山帶領十幾個人，毅然前往。為了盡量避免傷亡，牛春山當時規定了兩條：一是把距離拉大，即使不慎踩上雷，傷亡也小；二是他走在最前面，小心翼翼地邁著步子，讓後邊的人踩著他的腳印走，就這樣慢慢地摸到了山頂，無一人傷亡，順利地完成了採集任務。
　　在探討學術思想中，牛春山說：“我一貫主張走自己的路。可以借鑒國外，但必須立足國內，特別注意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科學研究要創新，既要創新，又要遵守自然規律；既要攀登科學高峰，又要不畏艱難險阻，這既需要有比較廣泛的科學基礎，又要有一定的專攻方向，沒有廣泛基礎，專業難以長進，這就是由綜合到專業。”牛春山正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幾十年如一日的奮鬥，終於成為我國樹木學界的著名專家。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牛春山在開始工作時，就基本確立了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所以他一直圍繞主攻方向博覽群書、收集材料。他說：“搞科學研究要‘未雨綢繆’，不能‘臨渴掘井’。正如魯迅說的‘倉促沒有話說，怪你平時不想’。所以一個科學工作者必須趁早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有了研究方向就知道搜集什麼資料，鑽研業務也就有了明確的目標，這樣可以不走彎路或少走彎路。”牛春山給自己確定的研究方向是編寫《中國森林地理》。森林地理是林業科學中集理論性、綜合性於一身的一門學科，它涉及樹木學、森林學、森林經營學、植物生態學、植物地理學、歷史植物地理學和地質學、氣候學、土壤學、地貌學等多種學科，這也是人們少有問津的原因。牛春山方向既定，就堅定不移地要攻下這個難關。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年，他對自己編寫的《樹木學講義》教材不斷補充更新，增加了森林地理的內容。當時提倡開選修課，牛春山身為系主任，帶頭開了“森林地理學”課。歷時３０多年，《中國森林地理》終於脫稿。由此可以看出他始終圍繞森林地理閱讀、積累，以至成書。
　　為了完成這部理論專著，牛春山廢寢忘食，除廣泛閱讀有關學科的書籍外，還將１９８６年以前國內外有關期刊一一翻閱，作了５３０９張文摘卡片，其中樹木分類２６２０張，森林地理１３６８張，還有果樹、野生植物資源、古樹檔案等。牛春山珍惜地把它們裝在８０個卡片盒子裡。“文化大革命”中，這些卡片被視為黑材料。他被揪斗遊街時，人們就把卡片用鐵絲串起來掛在他的脖子上。游罷街，牛春山顧不得休息喘氣，便急忙四處尋找丟失的卡片，然後把它們重新珍藏起來。
　　牛春山最忌者是理論脫離實際。他每從事一件工作，都要考察它的實際應用價值。他寫的《太白山森林調查報告》、《陝西樹木志簡易本》和《陝西楊樹》都是密切結合實際的內容，對陝西的營林生產起了很大促進作用。
　　《太白山森林調查報告》發表於１９３８年。當時，科學研究尚未開展，秦嶺、太白山還是一塊未開墾的處女地。牛春山用４０多天時間，穿林越澗，弄清了太白山植物的垂直分佈帶，給陝西林業的教學、生產、科研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陝西樹木志簡易本》，實際就是從《樹木志》中抽出的一個較詳細的“檢索表”。１９５０年，西北農林部在組織秦嶺北坡森林調查的時候，急需這本資料來解決樹木鑒定問題，因而將該書複印。牛春山把其中主要的別名特徵等刪去，僅列檢索表和分佈兩項。它的實用價值和歷史作用是很大的。
　　《陝西楊樹》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寫成的。當時國內學術思想混亂。在國外，楊樹分類尚屬老大難問題，因為搞植物分類的人不搞栽培或雜交育種，搞楊樹生產的人又多不搞分類。更因雜交關係，樹木名稱混亂，形態雖然極相似，但有區別，鑒定極為困難。此時適逢我國大量引進外國雜種楊樹，你叫你的名，我叫我的名，誰對誰錯，莫衷一是，因而造成生產中的一大難題。為了理清頭緒，正本清源，牛春山主持編寫了《陝西楊樹》，解決了楊樹分類一大難題。像這樣系統全面的雜種楊樹分類的書籍，在美、蘇、英等先進國家還不曾見到。
　　《中國森林地理》的成書過程，更體現了牛春山理論聯繫實際的學術思想。為使這本書更有價值，他考慮到實際中的方方面面：（１）採取什麼方式，才能對林業生產起到理論指導作用。所以，在編寫過程中，除加強理論和實際敘述外，還在每區特寫一節“營林方向”，一方面貫徹中央有關林業的政策法規，一方面聯繫地區實際貫徹理論指導生產的方針。（２）教學科研亟需的東西和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教學上特別是培養研究生沒有教材；搞科學研究，苦於找不到資料；林業生產上對樹木特性認識不足等。為此，牛春山對其所用的參考文獻按地區（共分７區１０亞區）按年代列出，查找極為方便；為了營林生產的需要，除介紹６４種樹木特性外，還在內容方面力求找出規律性的東西，提出存在的問題和各家的看法以及他個人的觀點和如何解決等，使讀者便於鑒別和分析。（３）讀者的需要和方便。牛春山在書中引用的資料較多，如樹木學名就有６０２０個，涉及的範圍很廣。為使教師備課或搞科研查找資料節省時間，在編寫過程中遇到疑難或生僻名詞，總是盡可能加“編者注”以解釋清楚。
　　幾十年的教書生涯，使牛春山養成了嚴謹治學的好作風。做學問，他一貫主張實事求是，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能添油加醋，無知妄說，還要善於質疑，敢於提出不同看法，從不人云亦云。
　　他在主編《陝西楊樹》一書時，為了弄清１５Ａ楊樹的來龍去脈，攜同有關人員，到全國許多地方實地考察，廣泛搜集資料，花費了大量時間和心血，但還是沒有弄清楚。當時有人主張下結論，說反正別人也搞不清，我們說了別人就會依從。牛春山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說：“搞不清就搞不清，我們可以把問題提出來，供別人研究時參考，我們決不能無知妄說，讓人貽笑。”後來有人發表論文，在根據很不充足的情況下，給１５Ａ楊樹斷然下了定義。有的同志就埋怨牛春山太謹慎，沒有捷足先登。牛春山說：“不管別人怎麼說，我們應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科學上，千萬不可虛逛一語。”
　　牛春山治學嚴謹還表現在堅持真理的堅定態度上，他不唯上，不唯名，誰說的正確就依從誰。《中國森林地理》一書中關於東北的分區，全國幾位名家和一位日本專家各抒己見，頗有分歧。牛春山經過推敲分析，結果大膽採用了東北林學院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姓趙的青年人的意見。這位青年人和幾位名家意見不同，用自己實際勘察植物的分佈狀況劃了線。牛春山認為這位青年人的意見正確，符合自然規律，和自己的看法一致，所以就採用了。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這幾句詩可作為牛春山形象的寫照。眼下，他不顧年高體弱，正爭分奪秒地整理長期收集的資料，努力完成他的另一部專著《中國重要樹種特性》，為中國林業科學的進步繼續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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